6月8日下午，杭州近郊江南会，一栋传统中式楼阁之中，年近八旬的索罗斯成为聚焦中心。
与前一天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相比，在杭州索罗斯显得非常放松。他没有打领带，演讲前还脱下西装外套。他知道，台下坐着的是数十位中国本土商业精英。
台下第一排坐着的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这场对话的东道主。索罗斯助手告诉记者，杭州之行，纯粹是索罗斯对马云私人回访。8年前的一个冬天，达沃斯经济论坛，在“企业社会责任”为主题的分论坛上，被誉为“穷人银行家”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率先发言，赢得一片掌声。马云说，接下来的对话，让其对索罗斯印象深刻。
索罗斯站起来反驳，他认为企业的三大责任就是赚钱、交税、厚待员工，否则就不是你去救助社会，而是社会来救助你。8年之后，通用事件，成为索罗斯风格的真切回响。
2009年3月马云去美国专程拜访了索罗斯。演讲之前马云也开玩笑：“我今天什么问题都不问，我和索罗斯已经太熟悉了，由我来提问的话显得有点怪，提问机会都留给你们。”
在提问之前，索罗斯在中国是以一个神话出现。其中许多谜多半由以下的事件勾起：
在1992年“黑色星期三”中，索罗斯疯狂沽空英镑击溃英格兰银行，外界预计他在这一役中获利多达10亿美元。在历史上他做空美元也颇有斩获，1985年索罗斯做空美元，在当年9月广场协议签订的第二天，美元兑日元汇率就从239跌至222.5日元，跌幅达到4.3%，外界预计，索罗斯这一天之内就赚了4000万美元。在经济危机中发掘投资机会，成为索罗斯神话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商业精英们被上述的谜吸引，但也注意到了下面一些细节：
一位已经追随索罗斯十年的交易员告诉记者，在他见过的华尔街教父级人物之中，没有一个像索罗斯这样勤勉。“你去看看他的办公室，里面4台显示器上面随时跟踪布隆博格的市场数据，他们这个层次的大人物中，还有谁能像他这样工作？”
从1969年创立量子基金以来，连续40年以超过30%以上的平均收益率领跑华尔街。这名交易员说：市场一片大好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赚钱，分不清谁强谁弱，经济危机过后才见功底，很多一度与索罗斯齐名的人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已经一败涂地。
对冲基金不需要公布财务报表，所以没有人知道索罗斯在这一轮经济危机中赚了多少钱。但在美国知名金融杂志《Alpha》公布2008年度对冲基金经理盈利排名榜上，索罗斯以11亿美元排第4位。在福布斯富豪榜上，他的地位也依然稳固，并没有像其他上榜者那样严重缩水。
对市场的敏锐嗅觉，或许是索罗斯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今年4月G20伦敦峰会当天，这名交易员接到了索罗斯的电话。他说，市场明显低估了G20峰会的意义，这是全球第一次统一行动对抗经济危机，对市场必然会产生深远影响。
接到电话之后，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立刻调整了投资策略。随后的发展也表明，G20峰会果然成为这一轮经济危机的重要转折点。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话题已经转到全球金融制度的治理框架上。对于屡屡击穿全球金融体制漏洞的索罗斯来说，这个话题的价值不言而喻。
金融市场必须要有监管
《21世纪》：G20伦敦峰会之后，各国政府都在要求加强全球监管，但现在伦敦推出一些加强监管的措施之后，一些对冲基金经理已经表示监管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效率，并考虑要撤出伦敦。你如何评价这种加强监管与金融效率之间的冲突？
索罗斯：如果你要维持一个好的全球金融市场，那么监管系统必须非常优秀，如果全球金融系统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管，它就根本无法生存。全球监管必须要统一标准，否则金融机构会从监管严格的地方，转移到监管宽松的地方。如果对市场不监管，市场本身内部也会崩溃，所以金融市场必须要监管。
《21世纪》：在加强监管方面，你对全球各国政府有什么建议？
索罗斯：监管方面我们应该汲取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在于，不仅仅要控制货币供应量，也要监管信贷供应，因为市场容易走极端，要么过分乐观，要么过分恐惧。而且市场自身就会滋生泡沫，这个泡沫虽然并不一定会扩大，但会一直在滋生，如果泡沫越来越大，远离平衡点的话，这个时候监管机构就一定要进行干预。
《21世纪》：在市场之外，目前全球监管的脆弱性和漏洞还有哪些？
索罗斯：我们不仅仅要控制货币，也要监管信贷。中国在这方面比西方国家好多了，因为中国的信贷一直都受监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在这方面的政府干预有一点过强，这个制度可能并不完美，监管也可能不够专业，需要改进。但是中国去年曾经多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而在美国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是从来不变的。美国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不断对存款准备金进行微调，来抵消市场的力量。我认为美国现在应该重新采纳这种政策，监管不仅仅要针对货币供应量，也要监管信贷。
《21世纪》：全球各国的经济学家最近都对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表示担忧，就连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上周都开始督促政府削减赤字。根据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斯瓦辛格已经开始考虑通过出售政府大楼筹集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美国政府是否有能力来削减赤字？
索罗斯：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政治问题，花钱总是很容易，但要提高税收却非常困难，这对美国政府而言是一个巨大挑战，市场也因此非常担心通货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