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谈到中国人的人本管理的传统思想时，一套经济人的道德观就以“现代”为名展开批判。一、中国人的以义制利只是熟人社会的诚信，现代企业需要的是契约的诚信。二、个人网络的成功与组织的成功是不一样的，现代需要伟大的商业组织。三、好的中国领导是内圣外王式的制度设计，而现代的企业组织则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四、个人事业的基业长青，不等同于组织的基业长青。
这个想法对一些人治色彩太浓、管理不上轨道的公司颇有启发作用，但却没能掌握“现代”组织理论的要点，也对中国传统的管理智慧有极大的误解。
现代管理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但经过近一百年的实践、修正与组织理论的发展，好的“现代”企业已不再只是这样一套的理性制度设计。在组织结构上，基于雇佣契约而来的科层制固然主流，但基于关系的网络式组织—由一大群企业或团队透过组织关系或人际关系串连起来的—其规模可以比单一的科层组织更大。现代经济不但要有科层制的商业组织，而且要有网络式的组织。
组织形式无好坏之别，只有适合与否。一般说来，制造业工厂从事大规模、标准化生产，适合科层制；越是需要创意与研发的产业，越倾向网络式，所以即使在单一企业内，现在欧美的高科技行业也试图以自我导向团队或内部创业来建立内部网络。中国人的“熟人社会”擅长于关系运作也正好擅长于网络式的组织方式，对“熟人”的诚信，对长期关系“契约”的守约，其实是我们良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管理并不相抗。
中国人的管理智能是基于关系与网络的，说明了这套智慧的根源在尊重自组织，而掌控好自组织的关键在于“诚”，这正是中庸之道的精髓。没有自组织就没有网络，鼓励人们自组织成中、小企业、工作室或鼓励员工自组织出自我导向团队、利润中心及内部创业公司，再以网络的方式加以组织，正是中国管理的精髓。我们的很多管理者无法掌握这样的精髓，就怕“一放就乱”，巴不得消灭掉所有的自组织，却又强调中国管理中“人治”的重要性，结果就是上层关系中充斥着特权、后门、寻租、亲信，下层关系中充斥着抱团、派系、造假与应付检查。少了上层领导的诚信与对下层自组织的尊重，中国管理成了皇权专制。现在主流管理思潮对理性、契约、组织设计的过分强调，其实并不能解决中国人的管理问题，反而有危险进一步削弱中国人自组织的能力，凡事仰望上级指导解决，等待命令流程给个答案，加强了皇权专制体系在企业组织中的破坏力。
对中国人管理智慧的误解，老以为中国是“人治社会”，可以原谅企业领导的恣意而为，结果人治加上科层制的权力集中，反而造就了中国最坏的管理模式—皇权专制体系。理性管理思潮强调法和制度，忽视人的重要性，有时是这个时代里“矫枉必须过正”不得不有的苦衷。只是这样的管理思维既不“现代”，也不可能完全执行，在西方的实践中更遭到不断地修正。然而在我们过度强调之下，管理者学了一堆科层管理的技术后，却不掌握科层制背后的法治精神，反而加强了皇权专制体系的威力。其实，基业长青的组织不可能建立在制度与流程之上，因为制度、流程需要经常改变才足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基业长青的组织一定建立在基业长青的组织文化之上，而好的组织文化一定来自于“人”的精神与教化，这正是中国“礼治社会”的理想。所以中国内圣外王的理想与现代管理也不相背，反而是期待“徒法足以自行”，只重制度而不重视人的思维，才是对现代管理最大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