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种种
既然是带有一定超前性的投资，风险自然也比较大，而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企业对外部经济环境了解十分有限，而这对做出海外投资决策至关重要。过去30多年，中国企业与国际市场打交道，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当然海外企业到中国来投资的也已不少。日本海外投资高速增长时，日本企业也因对国际经济环境不够了解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部分在技术上有明显优势的制造业，其他领域的投资有相当一部分算是交了学费。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第一个困难是不了解当地的政治社会生态，辨不清行动的路径。美国一位政府官员曾经十分惋惜地告诉我这样一个案例：国内一家著名国企到美国投资，因为是敏感领域，所以需要政府部门认可。这家企业便从洛杉矶请了一位非常著名的商业律师帮助其与美国政府及国会沟通。那位官员说，这可能就是那家中国企业所犯的最大的错误。那位优秀的律师不熟悉华盛顿的政治生态，既不明白关键人物是谁，也不清楚该如何游说。因此，这个申请最终被否决了。代理选择不当，有时候企业还要花许多冤枉钱。
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中，中央企业占到63%（数量上央企大概占20%），国有企业的比例可能更高一些。国有企业规模比较大，现金流比较充裕，获得外汇额度也比较容易，因此，它们主导海外投资。在一些官员和企业家看来，改革以后的国企的行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直接听命于政府。但是，外国政府和公众显然不这么看，在一些敏感的行业资源领域更是如此。许多国企在全球危机期间全力以赴地帮助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也加深了海外对国企承担部分政府功能的印象。
长期来看，政府应该创造更多的条件促进广大的民营企业到海外投资，这不仅有利于开拓海外市场，也能提高外汇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少的原因可能与其自身的规模和实力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相联系的可能是投资信息的传递和投资经验的积累。改革开放初期到大陆来投资的基本上都是香港、台湾和韩国的中小企业，很多是华侨。好在最近几年民营企业海外并购已经相对活跃，比较著名的案例有东软收购芬兰赛斯卡，苏宁收购日本劳克斯，顺德日新收购智利铁矿，吉利收购沃尔沃等等。
统计分析表明，中国的海外投资目的地除去那些避税港（例如香港、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外，大量集中在那些法治不完善、腐败严重的地区。这可能是因为法治完善的国家对中国投资的限制相对比较多，但是，许多中国企业家确实在一些政治独裁、社会腐败的国家“如鱼得水”，将在国内贿赂地方政府官员的做法原封不动地带到国外，有些甚至公开声言可以搞定部长、总统。这些做法其实非常危险，一旦国际上将中国海外投资等同于腐败传播机制，以后中国企业的海外处境便会变得更加艰难。不了解当地市场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有一家国企收购了澳洲的一个煤矿，在当地宣传自己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公司。殊不知煤炭业因为破坏生态，在当地声誉并不好，更不要说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公司了。正因为对当地市场缺乏了解，目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遇到了一连串的困难，比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关于地权的官司、在秘鲁有关劳工与环境的争端、安哥拉部分国民对于中国工人的反感，等等，这些案例在当地都已经造成极大的影响。
交友宜慎
在海外投资的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最严重的争议莫过于与集权政权打交道的方式。客观地说，双方可能各有各的理。西方国家认为，人权压倒一切，而中国则因为历史原因强烈反对干涉他国内政。既然要投资，免不了要与政府打交道，而且，只要投资有利于经济发展，对当地的老百姓也还是有好处的。问题是独裁政权最终要倒台，如果中国投资者与独裁者走得过近，将来就可能成为包袱。
目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案需要三个部门审批：外管局批外汇额度、商务部发运营执照、发改委判断国家利益。其实，这些基本上都是多余的管制，商务部还不如利用广泛的驻外机构网络提供服务，也远胜于发放毫无意义的执照。外汇审批也可以逐步放开，现在中国做得好但需要转移的都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些企业其实在管理、技术和市场方面是有明显优势的。
未来几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将持续强劲增长，能否做正确的投资决策非常重要。要做到这一点，政府需要松绑，把投资的主体由中央企业转向民营企业，减少管制，增加服务。企业也需要在投资之前做许多功课，要真正了解投资地的环境。如果现在盲目扩张，容易给人留下暴发户的印象。如果再把国内一些不好的做法带到国际上，四处树敌，到头来不但投资打了水漂，还可能收获不好的名声。那就真的是连当年的日本都不如了。
